【20年20人】边永民：从自由和公平的贸易走向美好生活

一、初识《关税和贸易总协定》 

上个世纪八十年后期，我在中国政法大学读本科，入读时的专业是“国际经济法”，简称“外经”，与之对称的是经济法专业，简称“内经”。可能是因为带了这个“国际经济”的帽子，我们那时学了不少与“国际”或者“涉外”相关的课程，其中就包括大四（九十年代了）时，学校安排老师给我们介绍了《关税和贸易总协定》。我旁听了那个选修课，第一次课结束后，有个没有听这个课的同学问我这个课都讲了什么，我其实也还没弄太懂，就抓住自己记得的一点说，我们讲了grandfathering，可惜你没听到，老爷爷就可以特殊啦。当时只觉得这个《关税和贸易总协定》里的规则很新鲜，但对它的意义并没有深刻领会。

二、努力理解《关税和贸易总协定》

我九十年代初在中国政法大学上研究生时，已经有一些老师对中国加入《关税和贸易总协定》进行了一段时间的研究，我们也有更多的机会学习。但当年关于《关税和贸易总协定》的研究资料特别少，没有教材，也根本没有互联网，资料都是影印的。我还记得有一次，经周忠海老师联系，我去商务部借到了一套纸质的Basic Instruments and Selected Documents, 这成了我们当时最主要的研究资料。我是学法律的，对于经济数据没有太多的概念，当年有很多人从经济上论证加入《关税和贸易总协定》是好或者不好，我只粗浅地认为那里面的规则还挺公平的，盼望国家可以加入。基于对这个课的兴趣，在硕士毕业时，我以发展中国家的特殊待遇为题，做了毕业论文。

三、研究WTO规则

我读博士时，我国入世的努力已经轰轰烈烈，国内很多部委在为入世做准备，例如一些过去并不公开的红头文件要么公开，要么废止，这事令我印象深刻。当恩师沈达明先生与我商议我的博士论文选题时，建议我研究美国的域外管辖，现在想想恩师真是高瞻远瞩啊。但我当年对环境和社会问题的兴趣超过了对美国的兴趣，所以恩师就同意我从贸易与环境的关系入手研究与环境保护有关的贸易措施的规则，因为一篇博士论文容量有限，社会问题也就暂放一边。

到八十年中期，第二次大战欧洲战场的主要参战国经过战后近四十年的工业化发展，已经实现了相当高水平的发展和繁荣。另一方面，快速的工业发展也极大地消耗了世界的自然资源，贸易对环境的负面影响开始得到很多国家的关注，涉及资源保护和环境的案件开始被提到《关税和贸易总协定》中，后来在WTO中也连续不断。

从环境的角度看WTO规则，它们是我们借助自由和公正的贸易追求美好生活的工具，但贸易从来都不是我们生活的最终目的。在改革开放的初期，市场经济的建立激发了人们工作的积极性，而加入WTO，使得我国的劳动力、资源和产品得以用国际市场价格在一个购买力更强的国际市场上交换和实现价值，这进一步激发了人们努力工作、摆脱贫困的热情，我国的外贸增长迅速，人民收入也大幅提高。另一方面，中国入世也为世界上很多国家供应了物美价廉的商品和服务。商人们通过市场做出的选择证明了中国与世界都是中国入世的受益者。

我国改革开放后四十多年的发展也经历了一个经济发展优先、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并重到发展生态文明的一个过程。在入世的早期，由于我们生产的某些产品没有完全达到国际市场上对那些产品的环境或健康标准，“绿色壁垒”曾经困扰我们一时。但我们不久就熟悉了国际规则，“绿色”的要求也不再对我们构成壁垒。我们在入世后六年就开始主动限制高污染、高耗能和资源密集型产品的出口，我们国内已经有能力逐步协调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能够更科学对我国富裕的资源和稀缺的资源通过贸易进行国际交换制定不同的政策。

四、倡导通向美好生活的贸易规则

贸易是我们通向美好生活的工具之一，WTO的贸易规则应该能服务各国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这种服务首先应有助于我们应对今天人类面临的共同的挑战，包括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的丧失。贸易和环境的联系并不是人为地建立起来的，我们日常所消费的大部分商品里都内含自然资源，而生产这些商品通常都排放温室气体。在自然资源相对比较富足的年代建立起来的国际贸易理论，仅仅承认了自然资源的商品价值，而忽视了其生态价值，也没有认识到环境容量的资源属性，这都是传统的贸易理论的不足，是需要我们更新的观念。现在各国在禁止和减少渔业补贴上已经达成了一些共识，但这还远远不够。现在正发生的疫情在提醒人类需要转变对待自然的方式，包括对待野生动植物及其贸易的态度；而WTO规则将怎样支持应对气候变化的措施，也是我们从环境的角度思考WTO的价值时所非常看重的一个新议题。